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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组织还是NGO？尽管谷歌曾经许多次地违背“不作恶”的信条，但幸运的是，它仍然有一群正义感十足的员工们。这些员工们以或抗议或罢工的方式，表达不满、维护公共利益，在谷歌前进的道上起到了一定的“拨乱反正”的作用。仅仅是2018年，谷歌就发生了三起抗议和罢工事件，员工们的反对声音或多或少给予了公司高层以震慑，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司高层和美国政府的激进决议。
小白：这么大的数据量，从哪儿来的？大东：如此海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用户手机上所安装的一些软件，我们平时同意的服务条例都暗藏玄机。小白：我知道了，权限允许按钮！大东：没错。一旦开启了app的权限，“之后用户使用软件时所产生的这些用户数据，公司可以用作商业用途的”，这就是app公司对权限使用现状。
在“部长通道”上，记者们的采访方式也经历了几次变化，早些年，“堵部长”可是考验功夫的体力活。2013年两会时，成都商报记者赵倩因为一天内拦下10位部级官员接受采访，被封为“拦部姐”。不过，2014年两会，大会工作人员不再由记者充当代表冲到部长跟前邀请受访，而是大会工作人员当起“采访引导员”，部长们主动直面问题。
6、2015年，有正义感的马永胜检察长从内蒙古检察院反贪局调出郑俊怀挪用2.4亿公款的案卷，仅用2小时就落实清楚：证据链完整、犯罪分子供认不讳，可以立即提起公诉，然而在郑俊怀强大保护伞的阻挠下，14年却无人敢处理，并谎称“还未结案”；7、今年3月谣言案发生后，伊利再次向正在内蒙古的最高检第三巡视组及各级司法机关递交了关于郑俊怀已被查实的挪用2.4亿公款案及诸多涉嫌重大经济犯罪线索长达14年无人处理、被人为假减刑的汇报材料，半年过去至今仍无任何实质性进展；
同样是在西安，据《陕西日报》日前消息，已有4户国有企业开展了董事会市场化选聘经理层人员工作，3户企业完善了外部董事选派工作。在别处，据经济ke了解，也有类似于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的国企早早完成了公司化，比如北京中关村科学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的几大城投公司，都早就完成了公司化改制，从机制上规避了类似情形的发生。
然而，即便如此轻判的6年，在保护伞运作下又被人为操控做了假减刑，减掉2年半，剩下的3年半郑俊怀竟然如住宾馆一般，随时可以回家。正是因为检察机关对郑俊怀旧案的处理不彻底和包庇，正是因为强大保护伞人为抹掉郑俊怀挪用2.4亿巨额公款及诸多涉嫌重大经济违法犯罪线索，并运作假减刑，才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给伊利留下了无穷祸患，贻害至今……
